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法治规范保障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法学研究者要深入学习研读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理论学习与学术研究贯通起来，更好推进中国法理学理论创新、话语创新，在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动力上取得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深刻表明我们党更加注重以法治促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也为中国法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蕴含着中国法理学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揭示了我国法治发展面临的基本国情，我们是在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建设法治，解决大国治理难题，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能罔顾国情、脱离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是古今中外的通用手段。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比如，制定监察法和监察官法，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随着我们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法治必将更加有力地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揭示了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法治的法理认识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且就是那些国运相对长久的朝代，其最终的败亡，也主要在于这一文脉的衰微、中断、沉沦。
我们下面的讨论就以这个界定为基准。因此，说国家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个误判，应该说，国家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国家或权力要保护和促进的利益，不是某一特定人群的，是覆盖全社会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应的现实基础。
总评童之伟先生是我敬佩的学者，他在法苑深耕三十余载，兹兹念念，为中国法学的自立自强殚精竭虑。有时说权力体现公共利益，同时又说权力不是体现个人或法律地位相当于个人的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的利益等。
也就是说，真正能称之为公共利益的事，是很少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关于公共利益的论说很多，这篇小文不能一一列举，我只是把我由此想到的问题且自认为重要的问题敷陈出来，与童先生商讨，并就教于海内俊彦。另一种情形是以我们现在主流的历史观认定，过去的一切国家和制度，都是由剥削阶级主导的，都是带有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国家与制度，都是为剥削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既然如此，我辈追步犹恐不及，怎能再生疑窦呢？在下是这样考虑的，于公而言，如此重大的理论，当要经受多方的验证，验证为真，只会更显其光辉。我注意到童先生只讲权力体现公共利益，而不讲权力实现公共利益或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倘若权力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这样的权力怎能体现公共利益，又岂能充当公共利益的化身呢？另一容易产生的混淆是，把公共利益看得至高至重，个人利益却可以忽略不计。一般而言，国家在服务统治阶级的同时，也在为普通的民众服务，我们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童先生也说权力是表面的公共利益，实际上的统治阶级利益。
我上面质疑说：如果权力只体现公共利益，而不体现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非但所有的个人利益缺乏政权关顾，而且绝大部分司法部门可以关张了，因为司法部门最繁重的任务是关顾出了问题的个人利益，这些任务都没有了，还要司法部门干什么？这是很容易被钻空子的。国家也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运作。
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童先生没有详细的界定，也许童先生认为，公共利益是政治学或法学的ABC，不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倘若此论成立，不仅是中国法学界的绝大贡献，在世界法学之林中亦将占有卓越的位置。
于私而论，对童先生的质疑，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学、问，学、问，于斯乃进。 注释：[i] 童之伟：法权说对各种‘权的基础性定位——对秦前红教授批评文章的迟到回应载爱思想网2021.3.5[ii] 童之伟：中文法学之‘权力源流考论载爱思想网2021.11.16[iii] 统治阶级实质上是一个不规范用语，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阶级主要是以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地位来划分，比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地主阶级与雇农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应的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可能是一种新提法，人们天天生活于其中，似乎很少自觉它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这才是国家或权力的正解。随时要记住，在私有者普遍对立的历史条件下，公共利益是稀罕物，虽异常重要，不可或缺，但却不是主要的。或有些微不足，拾遗补阙，能更趋完美。
当童先生说权力体现公共利益而不体现个人利益时，是说权力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并不是说权力不管个人利益的事或不处理关于个人利益的问题。但是，随时要清醒地看到，实现人们的公共利益，不是国家或权力的唯一功能，甚至不是国家或权力的主要功能。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过去一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都要否定，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人类曾经有不需要国家或权力的时期(这一点童先生似乎也同意)，这一时期即孔子说的大同之世，海西奥德说的黄金时代，洛克、卢梭说的自然状态，马克思主义说的原始共产阶段，此时，共同体(多为氏族)内和谐相处，利益与共，个人利益即是共同利益，公共利益普遍存在，人们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或很少有利益冲突，因而没有国家没有权力。
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阶层的民众都可通过入仕而进入统治者行列。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理解，上面所说的国家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是片面的，扭曲的。
有时认为权力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行使，有时却说权力是受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表现。这可以理解为国家或权力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们经常听人说，国家是为统治阶级[iii]服务的。尤其考虑到这里是以国为单位，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是公共利益的事，放在全国范围内，就未必是。
这样的公共利益有吗？可以说没有，因为要满足全称的所有人，是不可能的，就以抵御外敌入侵这种最关及公共利益的事为例，也有人情愿当内奸。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越是为少数人服务，越是忽略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国家就越黑暗，越衰败，越短命。
国家或权力不只是要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更要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因此，任何合法之权，不管其名称是职权、权限还是其他什么，如果它体现公共利益、由公共机关财产支撑，它就是权力，否则不是。
现实中的至重与理论上的混乱安然并存，这是在下在其他重要的现实与理论问题中未曾遇到的。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共利益 童之伟 。
但我们要说，这样的国家或权力已经偏离正轨了。不过，这种情况下的为统治者阶级服务，是真正的为统治者集团或个人服务，而不一定是为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统治阶级-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在文明时代，用国家或权力来实现人们的公共利益，是国家或权力的重要功能，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选择。期待童先生的指正，也希望学界予以批评。
童先生作为法律专家，焉能不知道法律主要是处理个人利益问题。我们当然不应苛求童先生，公共利益似乎已约定俗成，无须再费口舌。
比如扶贫，这在贫困地区，当然是公共利益，但拿到发达地区来说，拿到全国范围来说，它就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标准。实际情况是国家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被统治阶级服务。
也可以说有，如果我们把尺度收窄一点，不说所有人，而指绝大多数人，以上关于抵御外敌入侵的例子是满足大家的公共利益这一要求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